然而，好事归好事，那些民营快递企业还是不要对这样的院外游说报太大希望为好，因为我们的立法机构毕竟还是要讲政治的，是以国家社稷大局为重的，与我们几个民营企业只看到狭隘的行业利益比起来，看得自然要深远得多。

如果一种新式肥料有可能让农民提高农作物产量，但肥料价格、以及运输和施肥的成本高于额外产出在市场上的收益，对于农民而言，这个买卖就不划算。目前，随着大学生开始返校，其中一部分成本体现得尤为明显。

这些才华横溢、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本可以做一些更有用的事情。经济决策理应权衡成本与效益。10年前，电信泡沫中类似的定价错误，让美国铺设了数百万英里的闲置光纤电缆。但他们没有这样做的原因——为吸引我们这么多最优秀学生进入金融业提供了动机——也与金融体系为我们经济服务的好坏有关。美国抵押贷款相关证券的亏损估计高达4万亿美元，这不过是表象。

我们极度缺失的是有关下列问题的严肃讨论：我们的金融体系理应执行哪种功能，其完成效果如何，以及同样重要的是，成本有多高。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这一体系的运作成本。让人感慨的是，释放更高的土地级差收益带来的经济能量，难道在国家改革试验区都不能进行，只有为大灾重建的艰难所迫，才可以进行吗？这既然能帮助灾区农民重建家园，难道就不能在正常情况下，帮助普通农民在城乡统筹的框架下提高收入吗？启示之二：确权是土地流转的前提与基础级差土地收入是在土地资源的流转中产生的，因此，要发挥级差地租规律的作用，就要启动土地资源的流转。

农村土地（包括山林）为集体所有，其使用权、经营权和承包权由农户享有，农民住宅的所有权由农户享有，这早已是广大农村的基本现实，但这一现实至今没有得到法律的普遍确认。后者是指由政府筹资，帮助受灾农户到规划的布点自行建设新村和新家。在今天的中国，城乡统筹是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像全国各地的改革实践一样，成都当前的土地制度改革也带有乡土性的、自发的、不成体系但却生机勃勃的特点，当然也受制于各种因素，比如，改革试验的成功与否往往取决于地方政府的开明程度与支持程度，改革的继续推进仍有赖于现行所有制与法律制度的改革，而成都作为国家批准的试验区的特殊地位，甚至地震灾区重建的特殊背景，都与目前的改革成就有莫大的关系

我们在都江堰看到一幅标语：确权是基础，流转是核心，配套是保障，真正要释放土地级差收入的潜力，这三句话足矣。成都经验的可贵之处，就是启动了土地制度方面的变革，探索在城市化加速过程中收窄城乡发展差距的可行途径，这已不仅是简单地改变财政收入增量的分配，而且是一场涉及既得利益调整、流行观念变革和体制运行方式演进的深刻改革。

另一个例子是，对于农村建设用地，特别是农村居民自用的宅基地，人们担心如果允许流转，会不会造成农民流离失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土地制度改革，一直是整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带有中国改革过程中特有的种种曲折与艰难。这也让我们认识到：要保护农民利益，首先要让他们的资产具有清楚的权属界定，并且得到普遍的合法表达。6月25日是全国 土地日，有关土地制度改革的话题再度引起了广泛关注。

成都市完全明白这个硬约束。现在的蛟龙工业港也代表了一种新模式，若没有青羊区政府的主动支持，这个模式是不可能诞生的。这里的确权，不仅指明确界定土地的集体所有权，而且是要明确界定所有农村耕地、山林、建设用地与宅基地的农户使用权或经营权，以及住宅的农户所有权。但一些民间的实践，如20世纪80年代被邓小平誉为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在不断突破这种法定的框架。

但目前，我们对级差土地收入规律的认识和掌握还很不够。让人感慨的是，释放更高的土地级差收益带来的经济能量，难道在国家改革试验区都不能进行，只有为大灾重建的艰难所迫，才可以进行吗？这既然能帮助灾区农民重建家园，难道就不能在正常情况下，帮助普通农民在城乡统筹的框架下提高收入吗？启示之二：确权是土地流转的前提与基础级差土地收入是在土地资源的流转中产生的，因此，要发挥级差地租规律的作用，就要启动土地资源的流转。

成都改革的一个重要经验是，从地方的土地增值资金中每年拿出26亿元，直接以补助农民的方式来保护耕地。成都怎么寻找新的平衡点？就是将农民占用的建设用地分开处理，其中人均30－35平方米的部分用来保护农民的居住权，余下的部分确定为 其他农村建设用地，经由合理的程序，可以释放出来投入流转。

中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空间资源面临大规模的重新配置，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保证耕地总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又不阻碍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成都的改革不回避现实，在坚持城乡统一规划、严保耕地的前提下，大胆而又谨慎地为农村建设用地入市提供创新的合法通道，特别是在利用级差土地规律帮助灾后重建方面，进行了具有开创性的有益探索。成都已经大范围地展开了 国土整治工作，包括农地整治和村庄整治。这是因为，长久以来，农村的土地资源就没有得到普遍的、明确的、法定的产权界定。第三个环节是寻求保护耕地的新机制。成都的综合改革就是以这个难题为目标的。

缩小征地范围是大势所趋，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如何实现这个重大转变，从一切工业化、城市化用地都靠国家征用，转向只有公益性用地才动用国家征地权，经营性用地则要讲产权，讲合意，讲市场交换？成都经验探索出了一条改革征地制度的现实路径，基本有四个环节。农村土地（包括山林）为集体所有，其使用权、经营权和承包权由农户享有，农民住宅的所有权由农户享有，这早已是广大农村的基本现实，但这一现实至今没有得到法律的普遍确认。

厘清财产的所有权与使用权不过是最低纲领，而完备农村产权的权能，尤其是赋予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同样的资源流转权利，才是改革的最高纲领。成都市政府为这种转化提供了政策保障。

但成都的经验表明，在实现土地资源流转之前，中国还有更根本性、更基础的工作要做，那就是对农村各类土地和房产资源进行普遍的确权、登记和颁证。首先，何谓土地级差收入？一个普遍的现象是，位置不同的土地会有很大的市场价差，其原因就在于经济活动内在的积聚和集中的趋势，这表现为，人口、劳动力、技术、资本等因素集中起来之后，就容易提升分工层次，进而增加收入。

蛟龙工业港是成都一个特殊的工业园区，其总面积达5平方米，但却是在集体土地上建立的民办工业园。2001年成都房地产升温后，许多购房人来到三道堰镇，询问能不能在当地居民民宅基础上，由当地居民出地、外来户出资，合盖两楼一底或三楼一底的小楼，然后分享楼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城市居民住房制度改革，单位福利分房制结束，实行房改房，还权于民，从而创造出城市房地产业，改善了城镇居民的住房条件，也为保障性住房建设提供了经济基础。重建的最大问题是资金，按最低的重建成本计算，成都也需要筹集几百亿元，才能将全部受损农户的房屋重建起来，这就给农民和政府财政提出了难题。

农业的落后有很多原因，重要原因之一是城市远不够发达，既没有足够的需求，也无从对农业提供现代技术、资金等投入。这个想法得到了镇政府的支持，从而走出了一条居民户投资，政府规划协调颁证的开放模式，政府的确权颁证保护了买房人的权益，使他们得到了相对低价而安全的房屋。

同一块土地，放在城市便不能用于种地，用来建工厂便不能用来盖酒店。成都的改革实践为全国提供了许多新鲜的经验，也揭示了继续改革所面临的一些巨大挑战，值得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从经济学上来说，提高征地所得的返农比例，就是提高征地成本，最终会产生抑制征地需求量的效果，符合逐步收缩征地范围的国家战略目标。改革开放的中期，启动了数亿农村劳动力积极参与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使非农业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

尤其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城乡居民联建，和多种形式的统规自建、统规统建。但这一明显具有经济合理性的实践，其实却不合法，因为根据现行法律，凡有农地转为工业和城市利用的，政府要先征用集体土地，将其永久性地转为国有，并给予农民一次性的补偿。这份报告还未最后定稿，本文拟介绍一下该报告的基本内容与初步的结论。由于利益矛盾与理念的双重纠葛，人们在土地问题上往往抱有对立的想法，这也是改革土地制度的困难所在。

实践的效果使成都的改革者和群众相信，在普遍确权的基础上，建设一个公开、公正流转的土地市场，就能够释放储存在农村资源存量里的收入存量。近年来，作为国家批准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市的土地制度改革实践，成为了一个具有开拓性和启发性的案例，得到了各界的普遍关注。

正如周其仁教授所说的，现在已非农业学大寨时代，成都经验不可简单复制。实践表明，确权加流转，才能实现同地同价，一哄而上的土地流转，有可能歪曲改革，使改革背上黑锅。

这一案例说明，人们会自发对经济上有合理性的东西做出反应，集体土地上的房产流转可以为镇乡经济发展注入活力。这首先表现为，中国的城市化程度依然很低，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后急剧提高，但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的人口占总城市人口的比例，目前只有15％，低于18％的世界平均水平，远低于日本、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